不言而喻，在所有的比赛场上,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都是出于本质上相同的原因，即希望靠兴奋剂来提高成绩，夺取比赛的胜利。一般说来，当比赛的胜利未超出体育的范畴，即仅意味着一个橄榄枝编织的花环（古代奥运会获胜者的奖品）、一块含金量不高的象征性金牌和某项目的冠军称号时，运动员对胜利的追求或许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和证明自己的运动能力。一旦体育比赛的胜利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控制，被畸形地拔高到意味着国家荣誉和巨额金钱时，就产生了令运动员难以抗拒的道义压力和物质诱惑力。

　　体育运动是一个可以测量和比赛人类所能达到的能力的舞台。现代竞技体育建立在进取、拓展和成就的理想之上。奥林匹克格言把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崇尚进取的愿望集中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训练水平和运动成绩突飞猛进的今天，要夺取体育比赛的胜利已经越来越难。

　　现代竞技体育有许多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其可测量性，所有的成绩都可以量化为秒、米、公斤和计分。运动员的比赛名次最终取决于其比赛成绩。竞技体育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标准化。为了保证公平竞赛和运动成绩的可比性，各项目都必须在规则和要求上建立标准，运动员必须遵守比赛的规则。此外，还必须对参加比赛者有一定程度的纪律约束，运动员必须遵守国际公认的体育道德。因此，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获胜，必须具备真正的实力。于是，有一些畏惧艰苦训练、缺乏实力和自信、在现代高科技设备的精确测量结果和严格的比赛规则面前无法靠作弊取胜的运动员，就想投机取巧，把获胜希望寄托在使用兴奋剂上。

　　不可否认，现代竞技体育还具有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特征。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国家就把使用兴奋剂作为一种“战略武器”，用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体育赛场上的“和平竞争”，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多年来，大众传播媒体的热心关注和庞大跨国公司的巨额投资赞助也加速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在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就可以一举成名并带来滚滚财源，这些难以抗拒的荣誉和物质的双重诱惑，也会使一些运动员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冒险使用兴奋剂。

　　国际体坛有案可查的一则“经典问答”，则向世人揭露出了高水平竞技体育残酷的一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对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向198名世界优秀运动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五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你们吃了这种药，五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结果出人意料，竟有103名运动员（52%）回答说愿意吃。不难看出，在奥运会等重大比赛中获胜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竟然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

　　应该指出的是，在前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结束以后，将奥运会等大型综合性体育比赛作为和平时期的一种民族竞争和政治对抗形式的倾向已趋淡化。而竞技体育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已成为驱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主要原因。